教师简介
何毓辉，男，华中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教授。
1999年9月至2003年7月，北京大学微电子系本科。
2004年9月至2009年7月，北京大学微电子系硕博连读。
2009年7月至2010年11月，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博士后。
2010年12月至2014年8月，日本大阪大学产业科学研究所特任研究员。
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特任研究员。
2015年9月至今，华中科技大学光电信息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领域：微纳电子学与生物学交叉，如基于纳米孔的第三代基因测序研究。
引言
那天他是在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办公室里接受的采访，狭小逼仄的小间里，空调呼呼地吹，他接上几杯热水，我们拖几张椅子围坐一起，专访就这样开始了。
新闻宣传中心：教授一般都挺忙的，你是为何如此爽快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呢？
何毓辉：其实是这样的，有机会讲一下同学们关心的问题挺好的，一般学生到了大三大四就会考虑考研保研，出国啊，各种各样的出路。我是去年到华科工作的，如果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相关信息，对大家也比较有用。我曾在瑞典待过，也在日本读了好些年博士后，对相关国家的了解也许比同学们多吧。如果大家对学术科研、出国深造有什么疑问，我讲一讲肯定对大家有帮助。
主观能动，吃苦耐劳
新闻宣传中心：今天的学生和学术氛围，相比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何毓辉：我也带研究生，就我感受而言，华科学生真的挺聪明的。一般我说个什么东西，他会很快反应过来。不足的是，他们中有些人缺少一种主观能动性，导师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能完成的很好，但就是缺乏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真的，相比我当年读书的时候，现在的学生缺乏一点点志向。工科学校很多学生比较务实，这一点挺好，希望好好学习，找个好工作。但我还是希望有部分学生，相信他们自己也有这种内心诉求，就是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真正的做出一些成果。
我是在北大念的本科，那时的条件相比现在，真的是非常差，物资、师资，都比不上现在。我们那一代的老师，很多都没有受过专门的科学教育，加之国家资金匮乏，只能搞工程技术，没多大能力搞基础科学。而现在的好条件需要你有这么个雄心壮志，不要把志向定的太低，志向，算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吧。
新闻宣传中心：一种是务实，希望有个好工作，一种是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更大意义上的价值，您觉得您属于后者吗？
何毓辉：算是吧。其实当然跟学校的熏陶，与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就是那个时候还是想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读完本科我是打算出国的，在北大读书时，我感觉各个学校的年轻人志向差别并不大，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学校普遍有这么一种气氛，就是想要解决科学界或学术界的重大问题。虽然这个过程会吃很多苦，正常情况下，硕士毕业24岁左右，工作以后就可以成家立业，过上“三十屋里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希望走上科研这么一条道路，广义地说就是做研究，就得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我在国外5、6年做研究，这就需要一种很强的积累，跟同龄人相比，有时，心里落差是会有的。再者就是我读博士时，前途不是特别明朗，选择也不是很清晰，这时同学都已结婚生子，生活走上正轨。但我还是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好的，也就坚持了下来。现在比我们那时好太多了，真的，是个好时代，所以，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一定会实现的。
浅谈产业研究与学术科研
新闻宣传中心：你之前说过，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是搞工程技术，现在主要是技术科学，能否简单谈一谈你对此的分析。
何毓辉：我们那时搞的，与其说是科研，不如说是工程技术，就是通过技术来改良一些产品。好比说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是科学，但运用它——造核弹、核电站就是技术和工程的事了。科学是更深层次的推广，一般要到30至50年后才能转化为技术。中国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采取了国际标准，不再闭门造车，不再闹出一些新奇而不可思议的事。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气功、人体科学等，这些伪科学在国际标准下是没法存活的，会被国际同行当做笑话来看。但那也是当时的国情决定的，百废待兴，只得搞工程技术，没有金钱与精力去研究基础科学。
比如说山寨手机，技术标准被研发出来，我们就照做，省下了研发费用。但等到跟别人水平差不多，山寨走不下去了，就需要自己研发。现在，我们正需要从技术科研上突破，而国家方面，不论是经费，还是人员，都有大量投入。像现在的“”计划，也是因此而提出的。
新闻宣传中心：那你觉得哪种研究更有价值？
何毓辉：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是面向全人类的。杨振宁和邓稼先，我们都知道，邓稼先在祖国急需发展的时刻毅然回国，为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了“两弹元勋”，“原子弹之父”，常常被作为爱国的典范所提及。但对于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你能说他不爱国吗？当时中国重心是发展工程技术，邓稼先回来固然有用武之地，而杨振宁是研究基础科学的，当时只有美国的科研条件与能力，才能支持他的研究。我们可以说，邓稼先对祖国的贡献大，而杨振宁对全人类的贡献大。
新闻宣传中心：您是从事微电子方面的研究，并与生物学交叉在基因测序方面颇有建树，能不能谈一谈你的学科领域方面的信息。
何毓辉：目前特别容易取得成果的，其实是生物学。在我博士毕业时，因为美国学者正在研究钠电子和生物的结合，进行基因测序。基因测序真的耗费巨大，也真的太难测完了，而真正测完后，对致病基因的研究会有极大贡献。
现在都希望能降低基因测序的费用，加大工作效率，就想到了交叉学科，引入微电子，通过不同分子的导电性不同，检测不同的碱基。交叉学科必须学习很多交叉方面的东西，从无机到有机，各个方面，这时你会发现数学物理真的特别有用，数学物理学好了，学生物这方面的东西真的很容易。
前路开阔，任君一搏
新闻宣传中心：科学之于科研人员，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何毓辉：西方科学一开始是为了满足有钱阶级的好奇心，有钱又闲的人才会去研究科学。像卡文迪许，本就是高冷的贵族，他把科学当作乐趣，并愿意花时间与精力去研究，才有的成果。所以说，科学研究真的是耗费巨大的。
我们当时，除了美国，其他国家玩不起基础科研，包括日本，他也得产学研结合，向产业靠拢，觉得其中有利可图，才会开展相关项目的研究。
现在，人们意识到，科学能使技术产生重大进步，国家也开始重视科学。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国家有巨大的雄心，在各方面投入，不论你是想做基础研究，还是技术突破，都有足够大的平台与坚实的后盾。
新闻宣传中心:您当时回国最主要的动机是什么？
何毓辉：国家开展，是对科研投入加大的体现，给出的条件能够很好地支持科研的开展工作。并且国内的博士在国外不太容易得到好的发展，多数情况下是为别人的研究项目打工。而现在我有能力开展自己的研究，对于科研，这真的已是最好的时代。
新闻宣传中心：对于学生的发展，您有什么好的建议与意见？
何毓辉：我发现华科的风气真的挺好，孩子们都很单纯，没有陋习，没有勾心斗角与侵压。至于以后的发展，我希望他们能认清自己，规划前途，对未来有一定的设想。读博并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或是赚大钱，它只是意味着你进入了一个更加专业的领域。像国外，读博前都有一年时间的“试用期”，这一年里，便能看出，你有没有吃苦的决心，有没有做研究的天分，再决定你适不适合继续下去。所以你得想清楚自己需要什么，适合什么，有没有这个天赋，而不是一味地随大流。这是个沧海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时代。
生活中的何毓辉喜爱长跑，攀岩，他说做科研真的是一件需要体力与意志力的事，平时的实验，绝大多数的结果都是失败的，必须学会这种接受失败的抗挫能力，但你又不能消灭自己的决心，得秉着一股信念，不断地做下去，才可能会有想要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