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教师节，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钱颖一、白重恩、杨斌、朱玉杰、钟笑寒五位教授负责主持的“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项目获得2014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个四年才评一次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我国教育领域中唯一的一项国家级奖励，代表了我国当前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平，有近千项成果申报。这个项目能脱颖而出，很大程度归功于清华经管学院近年来在通识教育领域的“拓荒”之路。
通识教育，在中国当代教育的历史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从1980年代起，一些高校就开始了关于通才教育、素质教育的探索，但直到近些年，通识教育才真正进入大众视线。
一名大四学生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说，上高中的时候，每一个同学的目标都很明确，就是把分数考高，除此之外别无他选。但进了大学后突然没有了目标，那一段时间很迷茫。这种迷茫很多刚上大学的学生都曾有过，寒窗苦读十几年，突然不会学习了。而这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彭刚看来，是一种断层，一种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之间的断层。
“文科死记硬背，理科大量做题，缺乏读书，没有思考，是现在的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说高考成绩越好的学生受影响越深，这种惯性越强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
而浙江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竺可桢学院副院长陆国栋在思考：如何让“考生”变“学生”。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不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试教育培养的是考生，是把有问题的考生教得没有问题，越符合高考的标准答案就越是好学生。素质教育是把没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有问题，产生新的问题作为会学的开始。
“要清除学生在中学阶段所受的‘负教育’，让学生把之前被灌输的应试教育‘吐出来’”。清华彭刚教授说。
钱颖一教授讲过一个故事，美国投资和证券巨头高盛集团，在纽约面试的问题和在北京面试的问题不一样。在北京，高盛的面试问题多是类似于利率的变化对债券定价的影响等技术性问题；而在纽约，面试的问题则多是历史和哲学的思想性问题。这当中的区别就在，前者是寻找立即能上手的技术操作者，后者是寻找未来的全球管理者。
在钱颖一看来，通识教育不是为了学生眼前的就业，而是为了学生一生的获益；通识教育既不是为专业教育打基础，也不是为专业教育做补充；通识教育本身是培养学生成为真正的“人”这个目的服务的。
而在美国的大学，不论是普通大学还是常春藤名校，前两年都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的。像哈佛大学的通识课程就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等基础学科的学习。
通识教育不是简单地增加学生的知识和对专业知识之外的一些学科的了解，而是强调培养学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在很多人眼里，专业体系的完整性是大学教育的基础。换句话说，念了四年大学，却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专业体系教育，出来的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生。
清华大学教授彭刚就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破除的一个观念。像清华这样的学校，本科期间就要让学生受到课程体系完整性这样一个训练，那么很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课程非常多。本科期间需要完成的学分非常多，压根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受除专业之外的课程。
彭刚的理由是：第一，本科教育不是大部分人教育的终点，而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起点，所以在本科期间就强调教学体系的完整性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我们的知识体系更新很快，在大学所接触的专业知识很多很快就过时了；第三，如果课程体系里面有些课程对一个人拓展思维和能力带来的作用足够大的话，他不需要那么多的课程。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总监甘阳也认为，中国大学生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课程太多，上课太多，本科课程改革应该是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
彭刚还举过一个例子，清华大学力学系的郑泉水教授，是钱学森力学班的首席科学家。整个力学系的课程，他就学了两门，可是他对力学现象的理解比其他人都强。郑泉水曾说：“我需要什么知识很快学习就可以了，把所有力学系的课程全部都上，没有意义。”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每一年的新生当中都有20名左右的各省“状元”，有一半左右为各省前十名。顶尖的生源，顶尖的学校，顶尖的专业，教得好，天经地义；教不好，就要挨板子。可以说，钱颖一们的身上，压力还是蛮大的。
专业和技术知识的教授或许可以解决眼前的就业，但眼界和见识将会决定一生的命运。2006年10月出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的钱颖一带领学院探索“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本科教育理念。目的是要让从清华经管学院走出来的学生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都要成为现代文明人，其中有一些成为能做大事的人。
钱颖一刚到清华经管学院的时候，曾做过一个调查，让他大吃一惊：80%的学生说从中学到大学英语退步了。那时候，大一学生们一个星期只上一节或两节英语课，而在中学他们每天至少一节英语课，这个量是没法比的。2007年，清华经管学院对课程做了一次“大手术”，英语课从原来的2学分被乘以4倍，一下子提高到了8个学分。
而英语学分提高4倍的直接结果就是，到了大二，清华经管学院50%的课程实现了全英文授课。
在清华经管学院，通识课程有三类，其中第二类就是“基础课程”，包括中文、英语和数学三种。这类课程很实用，但因为不是专业课，所以常常被人们忽略。
像中文写作，能进清华的学生高考作文都是高分甚至满分，但实际写作能力很低，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按高考语文模板写作文，但让他们能把一件事情写清楚非常困难。清华大学各个学科教授们也有深有感触，他们要花大把的时间去给博士生、硕士生改论文，不是改内容，而是改标点，改病句……。于是，清华经管学院将中文写作划入了本科一年级的必修课。正在读研的葛一夫同学告诉记者，有的同学甚至到了大二还会跟着大一新生一起上写作课。
“今天，你CTMR了吗？”这是清华经管学院同学的口头禅。
“CTMR”其实跟医院的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MR（核磁共振检查）没啥关系，而是清华经管学院杨斌教授开设的一门课程：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CTMR是这门课英语名称（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的缩写。这门课程很特殊，没有教材，没有标准答案。除了每周一堂大课讲授之外，还会由助教带领分成十几个小班上课，讨论和争辩一些非常犀利的问题，有时还会选出观点最不一样的两个同学进行辩论，互相交流促进。
受传统文化强调服从权威、尊重师长的影响，中国的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特别是不敢于、也不善于提出问题。“CTMR”这门课程，就是要引导学生在不成疑问的地方产生疑问。对此，清华大学彭刚教授也颇有印象，有一次课上一半，有位同学进来了，说：“我原来上过您的课，后来又听别的老师的课，跟您的说法很不一样，我想回来重听一下。”
CT、MR这两个涉及身体检查的医学名词，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对思维的检查，这对于清华的同学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而在钱颖一看来，这里有更深刻的道理。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看似无关，其实中间是有联系的，其中最重要的连接就是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通识教育的课程成为国内不少大学内仅仅是“开阔眼界”的公共选修课，在学生眼中，这些课是不用投入太多精力就可以拿到很好成绩的“水课”。
但在清华经管学院，通识课程不仅被提到了与专业课同等重要的高度，而且成为了在重要时段上的本科生必修课。小班授课、通识学分多于专业学分、课程安排在上午……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清华经管学院一一变成了可能。
看看学分分布，就知道清华经管学院对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了。大学四年总共140学分，通识教育70分，占了一半；专业课只有50学分，这在国内其它高校、其它院系是很难想象的；还有任选课占了20学分，这20学分更是天马行空，只要是清华大学开设的课程，不分院系、不分年级，甚至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课，都可以选，都承认学分。学生在层次、内容乃至老师上都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今年刚念大四的刘璐瑶和已经读研的葛一夫，虽然年级不同，专业不同，但他们此前却经常在同一课堂上相遇。
即使这样，钱颖一依然认为有改进的空间：“比如美国是四年制，跟我们相似，中国学生一个学期可能学20-30个学分，美国学生最多学16个学分，而且专业课很少，但他们钻研课程的深度很深，一周在学业上花的总时间要比我们的学生更多，尽管选的课程门数和学分数要少的多。”
清华经管学院的探索与实践如波心投石，涟漪正在放大。在清华大学近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建立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体系”被明确定为六个主要发展目标之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年来首次拿到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可院长钱颖一却说，这个奖跟经济管理专业关系不大。钱颖一看重的是，这个探索的普适性，即对任何专业都适用。
尽管很多人都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可事实上，通识教育在各地、各高校甚至同一高校的不同院系都发展得很不均衡，依然是荆棘满路，阻碍重重。
开设通识课程，院长钱颖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找老师。在北京这样一个高校云集的地方，汇集了各个领域的精英，按理说找几个老师并不是很困难的事，但事实上，这却让钱颖一伤透了脑筋。
彭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他就是被钱颖一“生拉硬拽”来讲“西方文明”这门课程的：“钱老师在我的办公室整整泡了两个多小时。”
“通识课程的老师很难找。我有些不解的是，在北京，找教西方文明的老师还可以找到，但找教中国文明的老师就难得多，同样也找不到教中文写作的老师。历史系和中文系的老师都忙于发表论文，搞学科建设，不愿意教通识课程。而中文写作，以往通常只教秘书写作等专业性极强的内容。我们的中文写作，是教授学生怎样写论说文，怎样组织论据，怎样逻辑严谨，怎样有说服力。比如写一个经济事件的评论，既要有经济学的专业性，更要写大家能读得懂的文章。”钱颖一提到找老师的难处时说。
那段时间，主管教务的老师忙得焦头烂额，甚至把“网”撒到了网上，用他们的话说，有的老师是“从网上淘来的”。
“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聘任通识课教师的政策并不完善，跨校或跨省聘任更难实现。因此，开展通识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师资。”钱颖一说。
钱颖一遇到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辛辛苦苦设计的这些课程，学生们会买帐吗？
在清华经管学院的第一个学期彭刚过得并不愉快：大量的课前准备、阅读量，同学们很难做到，还经常有同学把专业课的作业带到课堂上去写，“那个学期得到的教师评估是我在清华上课以来最差的一次。”甚至让他一度心灰意冷。
不光学生的抵触情绪大，连一些专业课老师也充满疑虑，把黄金授课时间都给了通识课程，专业课怎么保证？
“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即使是理科和工科专业，也只要求上30—50学分的专业课。而我们的学生专业意识太强，恨不得大一学了会计，大二就去实习。这样的好处是上手很快，但你会发现，两年后学到的也就只有上手快而已。”钱颖一把这些归咎于短期功利主义。这种短期功利主义不仅仅存在于学生之中，而且存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中。
“虽然我们不提就业导向，但学生受社会压力和家庭压力很大。不少学生是听家长意见报考的清华经管学院的。进入大学后，他们带有就业导向性选择专业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似乎对大学的期待就只是学一个好专业，找一个好工作就可以了。”
已经进行了七年的通识教育改革，效果怎么样？也许学生的感受更有说服力。
清华经管学院大四女生刘璐瑶表示，专业课与通识课之间是有相关性的，比如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之间很多内容是互通的。大一大二学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通识课的重要性，但到后来进行实践的时候会发现，当初在通识课上学的知识确实用上了。”
已经读研并兼任清华经管学院大三辅导员的葛一夫同学说，他所负责班级的同学暑假都在实习，令他惊讶的是很多学生并没有去银行、证券这样专业对口的单位，有的人去建筑公司干设计，有的人去汽车行业做了销售，甚至还有的人去当导演拍了一部微电影……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针对某一个行业专门上过课，但实习单位领导的反馈非常好。
有意识地向自己专业之外的行业踏出一步，有勇气深入其他行业，这跟通识教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葛一夫表示，通识教育更多传授的是看待世界的角度和学习能力，这种能力不局限于专业也不是某一项专长，而是可以让学生了解世界适应环境的能力。
尽管同学们已经接受了经管学院的通识教育，但在钱颖一看来，这只是起步。也许，要在毕业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里，才能看到通识教育对他们的影响。
